从果戈里到未名社

本文最后更新于 2026年5月20日晚上

原标题：为何鲁迅一定要翻译《鼻子》？从果戈里到未名社，一条被遗忘的文学救国路

不久前，我读了《鼻子》和《外套》，这是我第一次读果戈里的作品。昨天我想去我们学校的图书馆去借一本《彼得堡故事》，发现果戈里的作品只有《死魂灵》收录了。我突然发现果戈里似乎是一个很“冷门”的作家，因为即使在网络上这两篇小说的讨论度也没多高，一方面我觉得现代人确实不怎么喜欢读文学作品了，另一方面这种类型的作品确实很直白，没什么难懂的地方，不像《沙之书》那样的后现代作品很难懂。换句话说，果戈里应该是在现代文学的前夜，说他是奠基人也不为过。

那我们来看看这两篇作品吧。

第一篇是《鼻子》讲的一个八等文官柯瓦寥夫的鼻子独立出去后又回来的故事。一个鼻子怎么能脱离身体之外呢？这就体现了这个故事的荒诞性，至于到底是为什么，这并不重要。用现象学的话来说，我们先“悬置”。而且鼻子最后也是莫名其妙的回到了他身上。《鼻子》更多的反映了俄国后期僵化的官僚体系。科瓦廖夫在鼻子丢了以后，第一时间是担心自己的面子，因为鼻子在俄国可以看作“面子”“尊严”甚至“性能力”等隐喻，这就可以看出官僚体制对人的异化。

而科瓦廖夫看见自己的鼻子成了六等文官后，甚至有点畏惧，仿佛鼻子是它的主人，而不是它的所有物，这就是俗话说的“官大一级压死人”。也从正面体现了当时的俄国体制的僵化程度已经十分严重了，另一个体现是在科瓦廖夫说的最多的就是他认识谁谁谁，这也呼应了开头所说在彼得堡每当听见人们说“八等文官”，每一个八等文官都以为在说自己。此外科瓦缪夫，还说如果一个女商贩丢了鼻子，那没什么，但八等文官不一样。而官僚们对底层人的不关心还体现在开头的那个理发匠很害怕警察，可以看出当时的沙俄社会治安黑暗，最后理发匠还是被捕了，警察在他身上找到了鼻子，这就很讽刺，只有特权阶层压迫百姓才能维护特权的“面子”。

但是再荒诞，说到底《鼻子》也是一个喜剧happy end，而另一篇《外套》则是妥妥的bad end。读《鼻子》，我并没有什么感触，而《外套》却让我潸然泪下，可能因为八等文官离我很远吧，又或许悲剧确实比喜剧更容易引起共鸣。

《鼻子》讲的是一个失而复得的故事，而《外套》是一个永久丢失的故事，一个小职员不争不抢，勤勤恳恳，旧外套破了，想的仅是修补。但破的太狠，已经修不了了，不得已去做新的，而做新的也是挑在最便宜的时候。就这样一个人，外套却被偷了。麻绳专挑细处断厄运专找苦命人。阿卡基就是这个苦命人，他同时也是那时的沙俄无数苦命人的象征，他们安于现状，害怕改变，但也愿意接受新的改变。但是这个社会并不友善，尽管有一群友善的同事，但最后阿卡基还是被阔人吓死了，他死于阶级压迫。

这两部作品有一个共同点，既在后期时都写了彼得堡的民众，对新奇事物趋之若鹜。不论在哪个年代，底层人的精神面貌都是大差不差的。这一方面反映了民众的麻木与猎奇心理，另一方面体现当时的社会很压抑。我查到的资料显示，当时是尼古拉一世统治时期，那时有一个很出名的机构叫“秘密警察”（它在《罪与罚》也出现了）和纳粹那时的“盖世太保”差不多，大小事都管，监督思想。人们不敢说多余的话，做多余的事，导致社会很无聊，什么都很无趣。这也体现了官僚政府对社会的控制。而让民众的关注点远离真正的压迫之源，这是一种社会的精神内耗，也是统治成功的标志。

这两篇这样也就算讲完了，确实没什么可说的，但这样结束的话有点太短了，我们就再说点“题外话”。

话说《鼻子》最早也最经典的译本是由鲁迅翻译的，我当时读的就是这个译本。鲁迅受果戈里影响很大，从鲁迅的作品中我们其实也能看到果戈里的影子。实际上，不止鲁迅，陀思妥耶夫斯基，屠格涅夫，甚至卡夫卡都被果戈里影响过。而陀思妥耶夫斯基的《穷人》可以看作《外套》的延伸。而在中国对岸，芥川龙之介写下了同名的《鼻子》，但这篇更探讨内心世界和果戈里这篇并不一致。鲁迅也曾翻译过芥川龙之介的书，在芥川龙之介去世时，鲁迅还曾叹息他英年早逝。

而《外套》的初译者也和鲁迅有关系，他叫韦素园。鲁迅曾创办过一个叫未名社的学社，专门翻译外国作品。当时的韦素园就是未名社的社员，《外套》可以说是他的遗作了。关于这件事，可以看鲁迅写的杂文 **《忆韦素园君》**而将韦素园介绍给鲁迅的李霁野也曾写过 《厄于短命的韦素园》，想了解韦素园的生平，可以看看这两篇文章。

鲁迅曾这样评价陀思妥耶夫斯基：“他布置了精神上的苦行，一个个拉了不幸的人来拷问给我们看。”而这也可以用来形容果戈里，他将社会的种种荒谬化作利刃，深深刺向沙俄社会。从这种层面看，把《鼻子》，《外套》等作品译给中国人是有很强的现实意义的。

那个时候的中国正处于水深火热的军阀统治年代，因此鲁迅及其他翻译家希望通过此类作品来唤醒这个麻木不仁的社会。任何国家晚年的状况基本上是一致的，甚至于把果戈里的小说换成中国背景也是行得通的。不同的是，果戈里无法写出《死魂灵》第三部甚至烧了第二部，而鲁迅写出来了。那条救国救民的文学道路，企图唤醒这个行将就木的社会的道路，陀思妥耶夫斯基，托尔斯泰，那些果戈里的后继者们写出来了。在他们笔下，除了对社会的批判，还有对社会道路的探索，而这条路在1917年俄国人走出来了，在1919年中国人走出来了。
伟大的社会革命，需要文学作为先驱，那些为此献身的人也值得我们铭记。